洞头县金融机构存贷款首次破百亿大关

来源：闯南走北网编辑：珍妮弗洛佩兹时间：2025-04-05 11:05:09

除此之外，司法文明又是奠基在法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法文化是司法文明的源头活水，没有法文化基础的司法文明是苍白的，缺乏规范的依据。

参见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2页。[25]［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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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承继清末修律大部分成果基础上，民国北洋政府于1922年先后颁行了《刑事诉讼条例》和《民事诉讼条例》，其刑诉条例第105条规定：左列各人得拒绝证言：(一)为被告之亲属者，其亲属关系消灭后亦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第52条第1款)。其立法理由是：当事人配偶或当事人之四亲等内亲族，若亦使为证言，殊乖亲属容隐之义。同一时期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第180条规定：犯罪人或脱逃人之亲属，为犯罪人或脱逃人利益计而犯本章之罪(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罪——引者注)者，免除其刑。[26]受此影响，以17世纪英格兰为主要发源地，以控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权为核心的立宪主义现代政治理念逐渐发达，[27]最终定鼎于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该宣言所宣称的：在一个人权和公民权利没有保障，权力分立没有确立的国家中，没有宪法可言，代表了现代宪政的核心理念，在此后各国大规模的立法中得到落实。

到宣统年间，清政府放开法政教育，私人也可以申领牌照。其后，经由社会与国家的互动，社会契约的原理催发了新型的政治契约理论，有关国家的理念也实现了现代性转向。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也是出于对利益冲突的考量。

但是经验教导我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权利是民主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1]专职代表可以不受制于现任职务的羁绊，具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专门从事立法和监督工作，也能更为超脱地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代议机关对规制机构的监督虽然不如行政监督更加迅捷有效，在权力委托路径中它却是最贴近民众的。

选民通过选举权和罢免权的行使，使得代表习惯于向其所代表的选民负责，才会形成一种不断究问代议机关向谁负责的氛围，从而导引代议机关积极地向选民负责，并通过法定途径向规制机构施加规制的压力。在我国，除了垂直管理的规制机构与西方独立规制机构更加类似外，其他规制机构基本上属于普通行政机关或行政部门序列，也即是本级政府的组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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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代议机关规制机构不作为回应性统制。[26]我国的许多规制问题并不是因为规制裁量权、技术标准的不当问题，而更多是规制机构对公民的要求缺乏回应，其背后也隐藏着公权力被俘获和制度运行不良的原因。消极权利的特点是保护自由，积极权利的特点是促进平等。三、代议机关对规制机构的统制路径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更多地表现出高权性，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上层机关关注点的变幻，容易使规制机构产生只唯上不唯下的路径依赖。

正如桑斯坦所言：尽管原初体制和现代官僚政府之间存在张力，我依然相信有可能以在根本上忠于宪法理念，同时又能够在一个业已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促进宪法核心目标即自由和福利的方式，来改革和解释规制措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5条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对被规制产业本应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管，如果规制机构的反应过于迟滞，必然会增加社会风险性，也会导致国人普遍对规制机构缺乏信心。为了谋求私利，规制机构存在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滥用职权现象，没有及时披露相关的违法信息。

但是公民将权力委托给代议机关之后，公民除了通过求助于公权力之外，并不具有直接制约规制机构的手段。[⑩] 徐显明总结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特色和运行模式为：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大会再产生其他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产生与被产生、议决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三种基本关系，这三种关系表明我们所有国家机关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不是分权关系而是分工关系，不是相互制约关系而是共同受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制约的关系，不是各自为政的并列关系，而是向人民共同负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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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代议机关不同于狭义上的立法机关，而应包括不具有立法权限的各级议会组织。[13]人大代表作为选民的直接代表，负有表达民意和维护选民利益的政治义务。

统制一、问题所在：缺乏回应的规制机构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网报道：2012年4月9日，央视主持人赵普微博爆料了用工业明胶制作药用胶囊、老酸奶和果冻的行业黑幕，其后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事，并被国人称之为毒胶囊事件。最终，建构起一个良性的权利——权力运行体系，促使规制机构积极、能动地履行规制职责。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十分完善，关键表现为除了各级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部分委员为专职代表外，其余的代表均为兼职，代表的非专职化不利于代议机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还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认为行政监督和司法审查在对规制机构的统制中不重要，而是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础性的政治制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行政监督和司法审查才能在对规制机构的统制中遵循法治和权利的进路。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具有国家法律的制定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拥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而其他的市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没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如我国《食品安全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8]公权力负有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和健康权利的义务是人类的共识，但任何权力都有一种惰性，即使是宪法契约所约定的权利，如果没有有效声张也会被公权力选择性遗忘。有网友质疑规制机构往往选择性监督执法，因为胶囊铬超标问题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某个批次产品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

同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某些厂商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重金属铬超标的药用胶囊。[23] [美]凯斯·R·桑斯坦著，钟瑞华译：《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页。

注释: 本文曾被收入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3年法治政府论坛论文集，并荣获优秀论文二等奖。首先，地方政府及规制机构的许多成员本身就是人大代表，这就构成了一种悖论，本来应该监督规制机构的代表却是规制机构的成员。

代议机关对规制机构的有效统制正如一剂慢性的补药，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它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使得公权力习惯于服从和敬畏公民权利，习惯于对下负责而不是惟上是从，实现具有生命力而未得到充分实践的宪法原初涵义，而这正是根本的和最重要的。与西方国家因为技术变迁而导致的规制变革以及对规制机构的统制不同，对我国规制失范现象的审视不能仅局限于规制技术的解构与架构，而应该从权力委托的路径发掘问题。过度寄希望于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必然会使规制机构出现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变异，以及对公民关切的回应惰性。对规制权力行使的动态监督和政治问责，可以提升规制机构的负责任性，使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更加负责地回应公民的关注。

16日凌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网站就药用问题胶囊铬超标一事再次表态：对媒体报道的13个铬超标产品暂停销售和使用。[14]法院应该根据法律和普遍认同的潮流而做出判断，但是相比拥有司法审查权的美国法院，我国法院具有迥异而非的特色，并不具有政策形成的能力，目前难以承担影响法律形成的路径重任。

因此，推进代表的专职化有利于实现代议机关和规制机构之间的人事分离，打破其利益共同体机制，保障代表的独立政治品格。在权力博弈中，代议机关作为公民权利委托的集成组织，和公民最具亲密性，也是公民通过其选举权和罢免权可以直接掌控的权力。

[⑤] 参见杜仪方：《风险领域中的国家责任——以日本预防接种国家责任为例证》，载《行政法论丛》第14卷，第233 页。不能设想宪法的原意在于使人民代表以其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

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权利是民主统治过程最为关键的一种建筑材料。正如2012年5月2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通报铬超标胶囊剂药品基本查清抽检结果已向社会公布》一文的描述：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要求认真严肃依法核查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坚决堵塞监管漏洞，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权益。我国没有判例法传统，并不能通过法院的判决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判例，难以通过司法解释权形成对规制机构的有效制约。

人大代表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依托，具有对规制机构进行监督的法定职权，通过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视察、调研等手段对规制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最终可以通过提起罢免案的手段来追究相关规制机构乃至政府负责人的政治责任。[12]根据斯图尔特的利益代表模式理论，无论是司法上的利益代表理论，还是政治上的利益代表理论，都是各方利益通过其代表进行博弈的过程。

专职代表制下，人大代表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其具有足够的时间保障投入人大工作之中，从而使其职务不至于流于形式，改变人大疲软的现象。与美国的规制变革不同，我国的规制机构不作为，大多数是因为其缺乏对公民诉求进行回应的动力和压力，即公民权利难以制约公权力，分散的、难以组织的公民无法请求规制机构回应其诉求。

傅蔚冈认为在毒胶囊事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另一个理由并非所谓的司法权威不够，而是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动作出的选择。因此应发挥原初宪法涵义下代议机关的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作用，建构一种自下而上、注重基层化治理的规制权力统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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